7月16日晚，网络与新媒体讲习班迎来最后一讲，曾润喜教授为全体学员带来题为“当大老鹰遇上小兔子——互联网治理制度的建构与变迁”的线上直播讲座。曾润喜教授是重庆大学舆情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新闻学院新媒体与传媒管理教研室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讲座由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凌晓明主持。

 

曾润喜教授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中国互联网治理制度变迁，认为我国的互联网治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路径依赖的产物。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历史事件变迁包括制度持续时期和因“重要关节点”而间断的断裂时期，在制度断裂时期，行为者的选择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的机率会明显增高。就互联网治理制度而言，互联网自身形态的演变实际上也可能成为某种制度变迁的“重要关节点”。

 

曾润喜教授认为，互联网治理制度在管理主体、管理依据与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形成了我国互联网治理的四个阶段，即“基础设施阶段”“网络媒体阶段”“社交媒体阶段”“网络社会阶段”。曾润喜教授从互联网特征、治理机构、治理侧重点与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系统阐述上述四阶段的典型特征及时代意义，并对各阶段反映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做了深入解读。

为进一步说明中国互联网治理制度的变迁，曾润喜教授还援引了亨廷顿关于变革中的社会秩序的相关理论，分析了中国互联网治理过程中体现的制度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曾润喜教授强调了政务新媒体在缓和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并提出政务新媒体的三重境界：第一重是为政府部门自身进行信息发布和绩效宣传；第二重是为公民提供表达诉求和公共服务的平台；第三重是为维护国家安全服务。  

在此基础上，曾润喜教授总结出我国互联网治理制度变迁的六大特点：互联网治理制度变迁的最大动力来自互联网自身的演进；互联网治理领导协调机构级别逐步提高；互联网专项治理与常规化治理日渐趋同；互联网治理制度强化属地管理原则；互联网治理由被动转变为主动，政府取得了治理主动权；统筹协调国内互联网治理与国际互联网治理。 

随后，曾润喜教授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建构的四种路径。第一条路径为“加入路径”，中国加入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后以顾问角色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但发挥作用十分有限；第二条路径为“加入后变革路径”，中国参与联合国WSIS（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后国际影响力逐渐扩大，这一路径强调各主权国家政府应当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扮演主导角色；第三条路径为“共建路径”，即通过和美国建立双边对话机制，与其他国家建立双边或多变机制来增强我国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的自主性；第四条路径是“单独创建路径”，中国借助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并于2015年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倡议。 

最后，曾润喜教授总结道，“实力”和“理念”是国际互联网治理制度演进的两个重要因素。对“实力”而言，最重要的是技术实力，且技术标准本身就是治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中美技术冲突主要体现在芯片行业、5G和第三代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竞争。“理念”通常被一系列话语加以包装和表述，从国际互联网治理制度角度看，美国和中国的治网理念存在差异及争议，中国力图为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互联网治理秩序而不断努力。

 

在交流互动环节，曾润喜教授针对学员提出的“在职读博应从哪些方面补课”“新手该如何写SSCI”“定量研究的问卷怎么做”“解读新闻传播理论是否需要研究其政治背景及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文/田新俊 潘颖 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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